[美] 鲁思·本尼迪克特 / 何晴 / 浙江文艺出版社 / 2016-7

笔记

在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，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异常不同的行动方针时，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。我们根本不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。如果去了解，我们也许会发现，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，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。
“世界大同”的鼓吹者们坚信并且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：即“东方”和“西方”，黑人和白人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，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，实际上，凡是人，想法都是相似的。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。人们只有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，才会有不寻常的宽容。
在中国，甚至现在，一个人仍然必须对其大宗族尽忠。这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成员，宗族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，并受到这些成员的支持。当然，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情况不同，但在大部分地区，一个村庄的居民大抵同属一个宗族。中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多，但只有100多个姓氏。同一姓氏的人，多少都承认彼此是同宗。某一地区的居民，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。而且，远离家乡、住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。象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，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，经营、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词，并在祭祖的日子里，共同向同一远祖所繁衍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位行礼致祭。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、土地和寺院，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。它联系并了解散在各地的成员，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，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。它有世代相传的家规，当宗族与当局意见不一时，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。
总之，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，经常考虑到等级制。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，年龄、辈分、性别、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。在政治、宗教、军队、产业等各个领域中，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，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，一逾越其特权范围，必将受惩罚。只要“各得其所，各安其分”得以维持，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。他们就感到安全。当然，在最高幸福受保护这个含义上，他们也时常不“安全”。他们感到“安全”是由于视等级制为合法。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征。
在英语中，我们常说我们是“heirs of the ages”（历史的继承人）。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多多少少减弱了讲这句话时的自信。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过去的负恩感。东方各民族的观点则与此相反，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。他们那些西方人称之为崇拜祖先的行为中，其实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崇拜，也不完全是对其祖先，而是一种仪式，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，而且在当前，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。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。这是基本出发点。西方人极端轻视对社会欠恩，尽管社会给他们以很好的照顾、教育、幸福生活，包括他们的降临人世。因此，日本人总感到我们的动机不纯正。在日本，品德高尚的人不象我们美国，他们绝不说不欠任何入的恩情。他们绝不轻视过去。在日本，所谓“义”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，既包括对祖先，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。
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……在日本人的生活中，矛盾——在我们看来，就是矛盾——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，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。对西方人来讲，特别重要的是，应该认识到，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“世界”是不包括“恶的世界”的。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，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。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，在这出戏中，一个“世界”与另一个“世界”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，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，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，其本身都是善良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，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。他们“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”。按照他们的观点，不从宇宙的高度，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。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，犹如一把新刀，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。这种“自身的锈”，如他们所说的，象刀上的锈一样，都不是好东西。因此，人必须象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。但即使生了锈，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，只需加以研磨，使之脱锈生辉。
进入近代以后，日本人自己也显示出，对道德准则如此强调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区别是不满意的。日本的教育有很大部分是致力于把“忠”变成最高道德。恰如日本政治家把天皇置于顶点，排除将军及封建诸侯，以简化等级制一样，在道德领域内，他们也努力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“忠”的范畴之下，以简化义务体系。通过这种办法，他们希望不仅把全国统一于“崇拜天皇”之下，而且减少日本道德的多层次分散状态(原文为“atomism”。日译本直译作“原子论状态”，这里姑且意译如上。——译者)。他们力图教导人们，实现了“忠”也就完成了其它一切义务。他们要使忠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势力范围，而是道德拱桥上的拱心石。
在美国，这种曲线是倒过来的，幼儿教养非常严格，随着孩子日益成长而逐渐放松，待至他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、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。
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。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，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似乎很难见到。日本的孩子认为与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爱乃是当然的，而且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，因此，父亲只要稍许改变一下声调，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。但是，父亲决不是幼儿的严师，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。相反，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在世人判断面前成为一位家庭责任的驯服代表。日本人说，他们尊重父亲是“为了学习”，“为了训练”，也就是说，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，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。
美国一贯追逐强大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。……他们说，精神就是一切，是永存的。
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、孝、情义、仁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。他们似乎认为，“人的义务的整体”象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人生是由“忠的世界”、“孝的世界”、“情义的世界”、“仁的世界”、“人情的世界”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。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、特殊的、详细的准则。

总结

从第五章开始至第九章，都是对日本文化、日本社会的具体论述，涉及了恩、义务、情意、人情等概念，这些都是对日本在等级制意识笼罩下的道德伦理体系的深入描述，揭示日本人生活方式极端的原因。

第十章，揭示出道德的窘境，揭示出真诚与耻感两个概念，这一系列的美德使日本人在生活中承受了过重的道德负担，而一旦这些美德脱离了日本社会，它便难以生存，即便是出国之后的日本人也难以再应对以前的严厉规矩。

第十一章，自我修炼，一方面是能力的修炼，一方面是心智的修炼，而最终的目标便是无我、去智，达到圆通、自由的境界。在这个境界之中，日本人便可以消除自我监督、自我监视，消除恐惧与审慎，从而达到最佳的生活状态。